问：海湾战争后，国际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克林顿主义”。请问什么是克林顿主义，它的内涵是什么？
答：自1817年门罗当选总统以后，美国出现过多个以总统名字命名的“主义”。如“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门罗主义，胡萝卜加大棒的罗斯福主义，组织冷战与围堵的杜鲁门主义，全线收缩插手深度的尼克松主义等等。海湾战争与苏联解体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主义——“克林顿主义”。
关于克林顿主义，没有准确的定义。有人说克林顿主义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新干预主义；有人说这种干预都贴有“人权高于主权”的标签，是以人权为借口的国际新干涉主义；还有人说这种主义没有那么复杂，不过是一种用炸弹表现政策的方法，可以拉一份清单如下：
1993年发动对伊拉克的空袭；1994年对索马里采取“摩加迪沙行动”；1994－1995年兵临城下，逼迫海地军政府下台；1995年空袭波黑塞族阵地，迫使波黑冲突各方签署“代顿协议”；1996年9月对伊拉克的实施导弹袭击；1998年8月对阿富汗和苏丹的导弹袭击；1998年12月发动针对伊拉克的“沙漠之狐”空袭行动；1999年3月24日发动科索沃战争。
克林顿是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个没有从军经历的总统。如今在其总统生涯的第8个年头，他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下达空袭命令最多的总统。在他的指挥下，美国空军的空中作战飞行比冷战时期增加了400％。克林顿本人不但被舆论冠以“空袭总统”，其外交也被西方外交界形容为“空袭外交”。即便没有人添油加醋总结出什么“克林顿主义”，动辄投下航空炸弹或发射巡航导弹的做法，也早使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热衷于以武力手段达成政治目标的总统。
问：克林顿主义的实质是什么？
答：真正给克林顿主义加上准确注脚的，是现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奥尔布赖特1993年对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发火时说的那句话，已经成为美国政界的名言：“你总在谈论超级军事力量！但如果我们不能使用这些力量，拥有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
火气很重的奥尔布赖特说出了克林顿主义的实质：“使用这些力量”，让全世界都知道“拥有它们的意义”。这就是美国眼中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两极既然只剩下一极，那么就一定要抓住时机，用足这一极。克林顿主义是单极世界中，将美国的干预政策发挥到极致的军事霸权主义。从中东到巴尔干，从索马里到阿富汗，它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忙于插手别人的事务，没有一年不进行干预别国的战争。在干预过程中它甚至为美国创造出一种新的战争形态：“不接触战”。其要旨就是利用空中优势与对手打技术差，在不与对方战斗人员做直接接触的情况下，从空中和海上运用高技术兵器给对方造成巨大破坏。持续78天的科索沃战争就是克林顿式“不接触战”的典范，也是克林顿政府显示其主义的顶峰。
问：为什么这个将美国军事干预政策发挥到极致的人，会在联大发言上降低了声调，显得底气不那么充足？
答：问题也恰恰发生在顶峰。1999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成为表述克林顿主义的分水岭。
这次联大会议上，西方舆论普遍认为美国要全面揭示风头正劲的克林顿主义。此前《纽约时报》撰文说，这是10年来美国巴尔干政策最辉煌的一笔，武力是巴尔干能够听懂的唯一语言。德国《明星》画刊也以抑制不住的兴奋说，北约已经来到从一个防御性联盟向进攻性组织发展的转折点。
但9月21日克林顿向联大发表的演讲却令这些人大失所望。克林顿说：“我们无法处处及事事干预”，“军事干预并非永远恰当，有时政治及经济压力反而更能奏效”。低调的演说使各国代表掌声疏落，与1998年他演讲后获代表们起立鼓掌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将美国军事干预政策发挥到极致的人怎么了？
正是科索沃战争这个军事干预的顶峰，克林顿眼睁睁看到了其主义的力不从心。打一个几经分裂的南斯拉夫，美国空军力量使用接近三分之一，空射巡航导弹几乎耗尽。因为F－16等战斗机已经停产，24小时不间断轰炸造成飞机备件严重不足，不得不拆卸国内现役战斗机紧急补充。飞行员不足，只能疲劳飞行，同时还要紧急动员国内后备役人员。美国空军的一份备忘录称：“作战部队已处于困难时期，几乎没有可供使用的备用发动机，战时装备已近耗尽”。美军中央总部用于对伊拉克作战的空中加油机、电子战飞机、对地攻击飞机，太平洋总部用于巡弋西太平洋的航空母舰都被调去配合行动。如果说美国在一个局部的空袭作战中就感到力不从心，那么“同时打赢两场主要战区战争”的军事战略还从何谈起？
问：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亚洲地区的表现尤其显得力不从心，请问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答：1999年9月发生东蒂汶危机，插手的理由比别处一点不少，但美国人没有来。
在朝鲜半岛“导弹危机”期间，美国人一反在中东和欧洲的行径，多方谋求与朝鲜的接触和谈判，争取妥协。
台湾的李登辉突然抛出“两国论”，指望美国人替他火中取栗，美国人却憎其要反仆为主。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亚洲华尔街日报》撰文说，应该让李登辉明白，“美国不喜欢台湾在假设的基础上作出声明，即假设万一他们挑起与大陆的战争，美国就会来拯救他们”。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包道格说：“我们并没有承诺会不惜让美国子弟兵流血”。
习惯使用仆从军队的美军，什么时候会替仆从亲自打头阵？这是克林顿主义在亚洲难被李登辉这类人左右的主观因素。其在亚洲的审慎和节制，还出自以下几个客观因素。
首先，亚洲没有北约这样的组织。虽然有美日安保条约，有美军太平洋总部的10万驻军，但美国要把该地区各个国家捏到一块并置于其麾下，非常困难。
其次，亚洲难以找到可以通过“快速”和“不深陷”完成战斗的对手和场所。自越南战争以后，美国所有军事干涉行动都离不开“快速”和“不深陷”这两个特点，都以容易得手的弱小者为干涉对象，以易于脱身的地区为作战地点。而亚洲的历史、民族和文化养育出来的人民与美国设想的对手标准恰恰相反。
第三，克林顿主义在亚洲遇到的最大障碍，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这个地区不但缺乏成功干预的范例，反有严重失败的前鉴。对美国人来说，针对亚洲的军事政策一直是最困难的设计。在这里起作用的历史经验与其说是海湾战争或科索沃战争的“胜利”，不如说仍然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教训。它使美国人无法以伊拉克模式或科索沃模式解决这一地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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